程千帆先生给某教授的信中有一段话为：
兄驰骋文场近五十年，涉及方面极多。譬之革命家，颇似格瓦纳，到处革命，为全人类解放打抱不平：此亦今世所罕也。窃意年将七十，亦应有所结束，集中力量，搞一个或几个方面，写几本结实的书，留几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，为学术界留点遗产，此下走所以厚望于吾兄也。
这段话虽然为对某教授的忠告与希望，但对于所有学者来说，无疑都是极有益的教诲。这样至为诚恳的忠告与希望，在学术倍受冷落、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，尤显得亲切和珍贵。这是老一辈真学者对当今学者的殷切期望与肺腑之言。
“给学术界留点遗产”，是古来一切治学者的共同心愿，也是认真治学的必然结果。程千帆先生所以会有此感慨和劝告，显然是因为如今“结实的书”和“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”越来越少了的缘故。毋庸讳言，如今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界状况甚令人忧虑。如王同亿先生结结实实抄的并增添了许多错误的《新现代汉语词典》之类的书，还有那些经常可以看到的几乎是半文盲写的文理欠通的文章，且不必提，只我们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出版的专著，发表的论文，便有许多是并无创见、毫无价值、本就不该问世的文字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，这些文字除了用以评职称和糊弄不懂行者外，别无用处。难怪有海外学者不客气地指出，内地的专著和论文，绝大部分没有价值。我们自己则有人干脆称这类文字为文化垃圾。有一个地方社科院的年终总结显示：一年内全院共出版和发表的科研成果逾千万字。这一千多万字，堆在一起，颇可吓人的。当有人问其中对学术确实有点贡献、能道古今学者所未道者有多少时，知情者揶揄说：“你真不识相，怎么问这些？”本人认识一位因成果字数甚多而获得正高职称的中年学者，他说自己几个小时可以写一篇论文，几个月可以写一本专著。这样的“水平”，别说一般学者，即使程千帆先生这样的大学者，也是望尘莫及的。还有一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古代史研究员，出了厚厚的一本专著，且是精装本，但翻开该书首先看到的张居正画像下，却竟因不识篆字而将常见的“遗像”释作“赞像”（此说明该研究员对古籍中常见的“像赞”一词有印象却不知其义），其中从别的书中转录的资料便占三分之二篇幅。以这样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水平写出来的“专著”，有多少学术价值呢？而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，这样的学术成果，并不在少数。难怪程千帆先生呼唤“结实的书”。
“结实”者，不虚也。“结实的书”，就是实实在在有见解、有分量的著作，于学术真有用处、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、可以传给后世的著作。
所以，我们的学者，起码还真想做点学问的学者，都应该牢记程千帆先生的忠告，甘坐冷板凳，埋首书窗下：“写几本结实的书，留几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，为学术界留点遗产。”
